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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變的歷史真相

發表日期:2013-11-17 09:25 作者:佚名 來源:網絡整理 瀏覽:

摘要:皖南事變發生后,國共雙方互相指責:國民黨方面認為新四軍違抗中央命令,共產黨一方則把這次事變當作國民黨蓄謀已久要消滅新四軍的一場陰謀。到底皖南事變的歷史真相是怎樣的呢?

學過歷史,我們都知道國共之間的斗爭有一個皖南事變。皖南事變發生后,國共雙方互相指責:國民黨方面認為新四軍違抗中央命令,共產黨一方則把這次事變當作國民黨蓄謀已久要消滅新四軍的一場陰謀。周總理在《新華日報》上憤然寫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70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區里究竟發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舊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到底皖南事變的歷史真相是怎樣的呢?歷史故事網節選呂崢先生在《文史參考》2011年第1期里的一篇文章:
皖南事變的歷史真相
 
1941年1月,新四軍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區遭到國民黨重兵的包圍襲擊。新四軍總部9000余人,除兩千人在新一支隊司令員傅秋濤的率領下突圍外,大部被俘或陣亡。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與副參謀長周子昆在蔣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圍逃出,3月12日,兩人于赤坑山遭隨從副官劉厚總殺害。近幾年來,大陸學者根據陸續披露的史料研究,國民黨并非從一開始就想消滅新四軍,而是雙方不斷摩擦、對抗,最后走向一個悲劇的結局。
 
曹甸戰役使新四軍北移陷入困境
 
  新四軍是國共合作抗日的產物。盧溝橋事變后不久,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對南方各游擊區的指示》,明確指令南方各地的殘余零散武裝,接受國民政府的改編,集結成為新四軍,并“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然而,中共在給新四軍的各項指示中,曾一再明確指示:一,要保證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二,新四軍需要擴張和發展;三,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消滅則堅決消滅。于是,新四軍自成立以來,便與國民黨軍隊摩擦不斷。毛澤東曾經指示新四軍所在的中共東南局:“……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范圍……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設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征收抗日捐稅。”事實上就是不去理會國民黨的軍令和指揮,擴大人槍、占領地盤、建立政權,這勢必引起國民政府的極大不滿。
  皖南事變發生的三個月前,陳毅按照延安的命令,率領新四軍江南縱隊渡江北上,挺進蘇北地區,同駐守于此的國民黨韓德勤部發生正面沖突。1940年10月初,陳毅和粟裕率軍攻占了黃橋和姜堰,并擊退了數萬兵力的包圍,國民黨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溺死在八尺溝。國民黨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一共陣亡了10個師級以上的高級軍官,分別是兩個集團司令和八個軍長。此役就打死了國民黨的一個中將軍長和一個中將旅長。黃橋被新四軍占領,不過很快便被國軍攻占。
  1940年10月19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長何應欽、白崇禧致電朱德和彭德懷,發出最后通牒,限期一個月,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開赴黃河以北。同時,何白二人密令湯恩伯、李品仙以及顧祝同準備向新四軍進攻——這是對之前新四軍在黃橋的軍事打擊進行報復。
  11月9日,朱德發出電令,只同意將長江以南的新四軍移到江北。國民黨軍令部迅速反應,在何應欽、白崇禧的示意下擬呈《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于11月14日上報蔣介石,要求批準執行。客觀來看,此前國共雙方軍事上雖有許多摩擦,但都僅限于局部,影響有限。而《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要用武力解決遍及黃河以南的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和浙江幾省交界地區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等于發動大規模的“剿共”戰爭,這不僅有礙抗戰,也很難實現。因此,軍令部的呈文到后,蔣介石一直拖著不簽。
  蔣介石的目標很明確,把八路軍和新四軍驅趕到黃河以北的冀察(河北和察哈爾)兩省,限制共產黨的軍事擴張即可。采取軍事手段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并非他此時想達到的目的。
  中共方面卻得隴望蜀。1940年11月下旬,經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建議,毛澤東批準,華中指揮部實施對蘇北曹甸的戰斗,力圖一鼓作氣解決韓德勤在在蘇北的力量。11月29日,曹甸戰役打響。
  葉挺擔心曹甸一戰會給新四軍總部帶來不利影響,當天就請示中央:“蘇北動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毛澤東復電說:“蘇北動作無關大局。顧祝同(新四軍直接領導)可能會叫幾下,你們敷衍一二。北渡是讓他們一步,以大局觀,蔣、顧不會為難你們。現在開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遲。”
  三天后,國民黨軍令部作出激烈反應,要求湯恩伯部迅速東進增援曹甸。何應欽則進一步批示:“可令湯恩伯東進,但仍恐緩不濟急。故對在江南之新四軍不準由鎮江北渡,只準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規定路線,以免該部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之攻擊。若江北共軍竟敢攻擊興化,則第三戰區應將江南新四軍立予解決。”
  12月4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將何應欽的意見寫為正式呈文報與蔣介石,蔣當即批復照辦。曹甸戰役中,參戰的新四軍因傷亡過大,被迫提前撤出。受此影響最大的,是江南新四軍軍部,因為自此之后,新四軍不能再走東線,經蘇南北移變得困難重重。但毛澤東在分析了各種情報后判斷,如果讓新四軍繼續逗留皖南,危險會更大。因此,他堅決主張部隊迅速北移,并力主兵分兩路,冒險經蘇南北渡。
 
  項英不愿新四軍北移
 
  然而,將帥失和延誤了北移的時機。葉挺和項英長期不和在新四軍中幾乎是公開的秘密。
  新四軍的前身是項英、陳毅領導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作為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軍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同時兼任新四軍唯一的副軍長。在實行黨委負責制的新四軍軍中,項英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作為國共兩黨商定的新四軍軍長人選、非黨軍事干部葉挺,在新四軍里的地位則有些尷尬,黨內的重要報告他不能聽,無法參與黨委的決策,中央的重要文件也不能看,他作出的決定沒有項英點頭是無效的。日積月累,葉挺和項英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正如陳毅回憶說:“項英對葉挺軍長不尊重,不信任,不讓其獨任軍部的工作,一直到包辦戰場指揮,強不知以為知。”項英不僅在軍事上不尊重葉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對葉挺也頗多微詞。葉挺到部隊視察時,喜歡以馬代步,帶的副官、參謀、衛士等隨行人員也比較多,前呼后擁一大幫。項英到部隊去則習慣于輕車簡從,所以他認為葉挺是擺官架子,不符合紅軍官兵一致的作風。葉挺儀表堂堂,穿著整潔,平時不是穿黃呢將軍服,就是穿皮夾克、西裝等便衣,很少穿新四軍的深灰色制式軍裝。項英則剃光頭,無論冬夏,新四軍制式軍裝不下身,隆冬時節也只穿一件舊棉大衣。葉挺單獨吃小灶,還從廣東帶來一個廚師。葉挺酷愛攝影,閑暇時,常挎上一架從國外帶回的德國產相機拍攝駐地附近的風光。國內外人士來訪時,他也總愛拍些照片以作紀念。他的交際活動較多,常叫廚師做些廣東客家名菜,邀請各界朋友一起聚餐。項英也被邀去吃過一兩次,但后來感到“不妥”,就再也沒去過。他認為這不是無產階級的“艱苦奮斗”生活作風,他還是提醒其他人盡量少去,軍部里的人就漸漸和葉挺疏遠了。
  而葉挺是個自尊心極強、性格極倔強的人。廣州起義失敗后,他不服李立三和王明的壓制,曾憤然脫黨出走。項英一看到葉挺,就用有色眼鏡看他:“他對黨對革命還能忠誠嗎?”“他能接受黨的領導嗎?”這些想法,中共中央領導人起初也有過,項英也知道毛澤東、黨中央開始對葉挺并不信任,可是經過面談和一段時間的觀察,中共中央對葉挺已經完全信任。而項英的思想一直沒有轉過彎來,一直把葉挺作為統戰對象來看待。所以在新四軍中出現了軍長的命令,需要副軍長批準的怪現象。為此,葉挺忍無可忍,曾于1938年兩次離開軍部出走,后經勸解回來。周恩來還親赴新四軍軍部調解葉、項矛盾。
  毛澤東曾多次致電項英,提醒他“對新四軍的政治領導不能改變,但應尊重葉挺的地位和作用”,“軍事指揮交由葉挺來辦”,“在新四軍中進行教育,以確定對葉挺的正確態度”,“請始終保持與葉挺同志的良好關系”。
  多方調解下,葉項的抵牾有所緩解。然而,根本性的分歧沒有消除,并出現在了皖南事變爆發前夕。
  其實,中共中央早已確定了新四軍向東、向北發展的指導思想。對此,項英從一開始就不積極,猶豫不決。出于對軍部安全的關心,中央屢次致電項英,提出“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陳毅、粟裕等同志也紛紛給項英發電報、寫信,勸他早下決心,爭取主動,盡快把軍部遷往江北或蘇南。但由于項英長期從事游擊戰爭,害怕東進、北上深入敵后無山地依托,難以生存發展,一直下不了移動決心。他給中央發了許多很長的電報,一再強調移動有困難,有危險。葉挺則認為,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軍部轉移要求,及時而重要,應當堅決執行,不應從中作梗。他向項英明確表示:他理解黨中央的意圖,擁護黨中央的指示。但葉挺也清楚,自己一個黨外人士的意見算得了什么?他抱定這樣的態度:自己有意見要說明白,項英聽不聽,那是他的事,他有決定權。
  直到1940年12月,形勢已萬分緊急,毛澤東也再三催促,可項英仍顧慮重重,對北移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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